田晓丽 | 一个文青的社会学之路——忆北大社会学四年
学人简介
田晓丽，于1997-2001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读本科，后去香港中文大学读硕士，于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为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兴趣包括：知识社会学、医学社会学、互联网与社会互动研究、符号互动论、微观社会学等。
一个文青的社会学之路——忆北大社会学四年
田晓丽
1997年9月，我作为大一新生进入北大社会学系学习。那时的我并不知道，我们这一届是北大社会学恢复招生后第14年的本科生，对前辈老师们寄予我们这一代的殷切希望懵懵懂懂。多年后才慢慢明白在北大社会学的四年对我意味着什么，对我的人生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当时北大的文科新生需要去京郊昌平园分校一年。大一的时候要上的社会学专业课不多，我记得第一学期只有一门《社会学概论》，是王思斌老师上的。听说北大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大一新生的专业课大多由名教授或者系主任上。后来自己也从事本科生教育，才明白这样的安排是很重要的，因为学生初进本专业的时候就接受最好最正规的训练，一是不容易长歪，二是培养良好的学术品位。
大一上学期还有一门课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逻辑课，好像跟高数一样是文科必修课，我对那门课很感兴趣。现在回想起来，深感北大课程设置的成熟之处——逻辑实在太重要了！逻辑课是周北海老师教的，他借用电影《有话好好说》来讲解Ａ与非Ａ的关系，告诉我们，无论看人或事物，当你看到它表现出来的那一面的时候，也要同时去考虑此时此刻尚未表现的非Ａ的那一面。
还有一门必修的《中国革命史》课，这门课出乎意料地好。我原本以为自己对这段历史已经非常熟悉，毕竟这是高考历史的重点内容，没想到授课的老师讲了很多有趣的细节，比如五四运动，她详细讲解学生游行的路线，又多方考证“火烧赵家楼”是谁放的火。从中我体会到细节的重要性，后来我自己做研究的时候，也格外注重还原事件的过程细节。当然跟孙立平老师提倡的过程－事件分析有关，也有我在芝加哥的导师Abbott教授的影响，但是最初的潜移默化，应该来自这门革命史课的老师。
更令人难忘的是在昌平园读书的日子，那里幽静空旷，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刚入学，我跟大多数社会学的本科生一样，不知社会学为何物，也不明白学这个专业有什么用。那时我对诗歌、小说、电影等的兴趣远远大于社会学或者学术研究，因此成了昌平园图书馆的常客。这个图书馆书不算多，但是很杂，我在那里看了很多闲书，印象最深的是有关红学研究的书。我记得看到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人写的新红学作品，也看了蔡元培和一些其他人写的索隐派红学著作，颠覆了我对人人敬戴的蔡校长的认知，觉得蔡校长写的《石头记索隐》跟我自己阅读《红楼梦》的体验相去甚远。不免心中疑惑，像蔡校长这样的人物，怎么会写这种莫名的东西。后来探究才知道，其实蔡校长的红楼索隐并非空穴来风，其背后有一整套对古籍注释考证的治学传统，只是这套治学方法早就在胡适提倡的新学术研究方法的冲击下式微，才不为我这样的普通学生所知。回想起来，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知识的合法性问题，开始对知识的生产、传播、以及与权力的关系等问题产生兴趣，这些问题后来成为我博士论文的源动力。
另外一次印象深刻的是读张爱玲写的回忆中她父亲在庭院里踱方步（跟李鸿章学的），大段大段地背奏章，她感到深深的悲哀，因为皇上已经没了，那些以前官宦子弟需要学习的知识，现在已经沦为被人嘲笑的无用之物。后来在美国留学，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知识的合法性问题。比如学习西方理论，我对“自然社会” (state of nature)这个概念非常不解，不明白为什么西方人会这样去设想人与人的关系。带着这些疑问，我在芝加哥读博的时候，选择了近代中国的中学西学之争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为了突显理论主题，我选择医学知识作为切入点，也就是西医是如何入华的，而中医又是如何在西医的冲击下合法性被质疑的。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那时候社会科学对我而言还十分陌生，在我幼稚的观念中，读书就是读文学和历史。我在图书馆里读到了很多当代文学作品，期刊室还有港台文学选刊，我几乎每期都读。看了一段时间后感觉当代文学作品没有什么太值得看的，以致我很长时间都不看当代文学的东西，直到后来看到刘慈欣的《三体》才有改观。
值得一提的是昌平园有个小小影音室，每周末都会放电影，也可以几个人约好去自选电影，我记得有三个还是五个人就可以。在这方面跟我最志同道合的是同宿舍的郭悦和刘嘉，我们一起相伴去看了很多电影，大多为好莱坞的经典作品，如《飘》、《似是故人来》、《教父》、《魂断蓝桥》、《廊桥遗梦》等。97年电影界有一件大事，那就是《泰坦尼克号》上映，好像也是跟小郭一起去看的。坦白讲我对这个电影并没有太多感觉，因为我不喜欢渲染灾难大场面，但是这个电影当时的确给我带来很大的震撼。因为片中的男主角死掉了，女主角竟然没有殉情，而是幸福地结婚、生子，活到了八十多岁。难道感天动地的爱情不应该是像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样双双化蝶吗？那时我开始意识到对纯粹、唯一、永恒(purity, eternity)的追求，可能只是特定文化和历史的产物。后来读到康德的作品，知道了不能“把他人作为工具”的看法(treats another merely as a means), 才真正理解为什么eternal love等看似美好的追求其实可能是不道德的，至少是uncivil的。我后来对网络文学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了这些主题。
同宿舍的好姐妹，一生的良师益友。照片从左到右依次为胡琳琳、王利平、谢铮、田晓丽、郭悦、刘嘉。
昌平的环境，天然是读诗的地方。我记得同班的郭婷婷也喜欢诗歌，我们一起读了海子、顾城、北岛、穆旦这些人的诗，还读了一些外国诗人，比如波德莱尔，艾略特、惠特曼等，当然也免不了自己写一些诗。中秋节时，我把社会学系97全班40位同学的名字串成了一篇文章，在班级中秋晚会上朗读。可惜稿子早已不知去向，我也完全不记得当时写了些什么。
大一下学期杨善华老师的《国外社会学学说》开课了，杨老师待人亲切，课讲得清晰有条理，极具启发性，为我们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印象最深的是课上需要读的两本书，一本是涂尔干的《自杀论》，一本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两本书让我眼界大开，因为里面提供的思考视角跟以前受的教育太不一样。《自杀论》通过详实的数据和不厌其烦的比较，告诉我们“自杀”这一看似最个人的行为选择，其实是受在个人之上的社会的影响。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则背离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竟然从宗教精神中去寻找资本主义诞生在西方的原因。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还是《自杀论》对我的研究取向影响更大，直到现在，我都尽量避免从纯文化的角度解释社会现象。韦伯对新教伦理的种种讨论，当时因为知识储备不足，尤其是对欧洲的宗教背景不了解，其实是很难懂的，但是我对他提到的复式记账(double entry bookkeeping)、理性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印象深刻，韦伯对“理性”和现代社会（包括科层制和权威类型等）的讨论，成为我试图去理解中国人行为的“他山之石”。
多年后我自己从事本科生教育，才明白北大的老师有多么看重自己的本科生。那时候我们是刚刚从应试教育走过来的大一学生，老师就要求我们整本阅读社会学经典名著，似乎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同学们人手一本《自杀论》和《新教伦理》，课上课下讨论，写读书报告，丝毫不觉得这些跟我们的生活经验相距甚远的经典名著有什么难的。这种从一开始就让本科生整本阅读经典的训练方法，全世界也没有几所学校可以做到，当然，芝加哥大学例外。
昌平园校区距北京市区30公里，老师们需要坐班车过来给我们上课，这其实是很辛苦的，可以算苦差。但是我从未见任何老师有过任何的抱怨不满，反而似乎很乐意能来给我们这些大一新生上课。要过了很多年，见过很多学校的很多老师之后，我才明白，北大的老师对教书这件事情，是当作使命和荣耀来做的，他们关心的是文脉的延续，学问的传承，这是北大成其为北大最重要的原因。
九八年正逢北大百年校庆，系里安排了一次费孝通先生给我们本科生做的讲座。或许是费老南方口音的缘故，我没太听懂他所讲的内容，但是对他那么大年纪还专门来给本科生做讲座很感动。多年后读了《费孝通晚年谈话录》，才明白那时候费老的心境，是以生命倒计时的态度，为社会学续命。
大二回燕园后，我们得以领略更多系里名师的风采。孙立平和王汉生两位老师，讲课风格朴实，但是很有吸引力，也许那就是思想的魅力，是他们为我们呈现的中国社会独特特征的魅力。王汉生老师的《文化人类学》课上，王老师请来当时正在北京做田野的阎云翔教授来给我们上了一堂课，阎云翔跟我班同学讨论了北京的麦当劳，我记得那次讨论课特别热烈，同学们纷纷表达了在麦当劳就餐体验与在一般中餐厅的不同。其中一个观点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年轻单身女性如果在麦当劳独自就餐不会让人觉得奇怪，但是如果换了一般的中餐厅就会感觉怪怪的。两年后，阎发表了”Of hamburger and Social Space: Consuming McDonald’s in Beijing”。多年以后，我在自己的课上让学生读这篇文章并讨论，几位零零后内地学生的纷纷对文中内容表示不满，觉得简直就是在污蔑中国，怎么会写北京人把麦当劳看成象征西方文明的高级就餐场所呢？我只得向她们解释，这篇文章的田野是1994年在北京做的，那时候的情况大不相同，而我选择这篇文章让学生读，也是想让她们看看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
《社会统计学》是卢淑华老师教的， 卢老师温文典雅，对教学严肃认真，符合我对女学者所有的美好想象。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我和巫俏冰同学一起问卢老师能不能跟她一起做一些调查研究，卢老师在笔记本上记下我们两个人的联系方式，说有机会联系我们。当时并没有抱太大希望，但是过了不久，卢老师果然联系我们，建议我们参与她组织的北大西门外挂甲屯村的调查。我们在西门集合，骑自行车跟卢老师一起去。那个村子是属于北京周边很早就富裕起来的社区，村里的人都不吃隔夜剩饭菜，这在九十年代是比较少见的。
遗憾的是，因为很快到了大四，面临毕业论文等一系列的事情，这次调研我后来没有坚持下去。但当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师支持本科生做调研的做法，对我影响深远。后来我自己当老师，凡是有本科生表示想参与一些研究工作，我也都会想办法找机会让他们尝试一下。
大四开始做毕业论文，我选择的题目是“道德教育与新英雄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导师找的是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钱民辉老师。钱老师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却也欣然同意指导我。田野研究方面，我记得是李康老师帮我联系的刘云杉老师，刘老师介绍我认识北大附小的校长，我从而得以进入北大附小的教室，做了一些参与观察，并在此基础上完成本科论文。应星老师还借给我一本对我毕业论文很有帮助的书，那本书2000年才出版，图书馆还没有。我跟应星之前并不认识，电邮约了他在北大南门见面，他将书借给我看。二十岁的我不会去想应星、刘云杉、钱民辉等老师为什么会对一个素昧平生的学生无私地施以援手。现在回首，才明白其难能可贵，那是出自对学术共同体的信念，或者说，对“道”的追求而自然而然产生的对“求道”学生的关怀。
应星借给我的书是Borge Bakken所写的The Exemplary Society，我对这本书印象深刻，感叹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社会竟有如此洞见。多年后我博士毕业找工作，拿到香港大学的聘书后，刘思达告诉我Borge Bakken在港大社会学系，于是我毫不犹豫地选择港大，与Borge成为了同事。很可惜的是，他在我进入港大后的第一个暑假就因为种种原因离开了港大，而我也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他，他是我选择来港大工作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除了老师外，北大社会学系的学生里也有对我们影响很大的人，主要是两个标杆（或称偶像）：一个是李猛，一个是项飙。李猛是理论研究的标杆，项飙是经验研究的标杆。有标杆的好处是告诉你可以到达的高度，即使那时并不认识他们。我后来到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才跟李猛有更多的接触。我刚到芝加哥的时候见到李猛，原本以为他会建议我好好读书，或者必须要去上哪些教授的课。他却告诉我，在芝加哥这个地方读书，一定要吃好，不然很容易得抑郁症。我后来自己了解了中西医的知识，才知道李猛的这个建议是非常重要的。在西医看来，肠胃里的菌群和神经元会影响情绪，所以肠胃有“第二大脑”之称。中医则认为思伤脾，脾主运化，从事脑力活动的人往往脾胃比较弱。原来理论大家是平易近人、接地气的。那是因为理论不过是前人对生活中最困扰我们、最重大问题的经典回答。真正的理论大家不会故作高深，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实洞明世事，不正是社会科学的目标？而人情练达，也是世事洞明的结果。
项飙要等我到了香港大学工作后，才有缘得见。第一次见他，他问我：在港大工作，有没有智识上的乐趣？我当时感觉很吃惊，因为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后来想想也只有项飙会问这个问题，这像是他问的问题。那时我刚到港大工作，确实没有感受到太多项飙所说的智识上的乐趣，要等到后来我的同班同学王利平也加入港大，我们组成一个写作小组，一边喝茶一边讨论彼此的文章，才真正感受到智识上的乐趣。这些都是我跟北大社会学无法割舍的情缘。
大二下学期的时候，我从同宿舍朱宇晶同学那里得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并且开始在校内招收经济学的双学士。我那时正感觉社会学的课程不能完全满足我的求知欲，就跟胡琳琳俩人一起报名了这个双学士的项目。刚刚接触经济学，我非常惊喜，经济学简洁，逻辑链清晰，有一种精巧的美，跟社会学理论的复杂和千头百绪有很大区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老师讲课也特别好，那时中心还处于初创阶段，林毅夫、海闻等教授都是亲自上阵教课，我认真地听了所有的经济学专业课。课讲得最好的要数林毅夫，他的课叫《中国经济专题》，是我在北大上过最精彩的课。这并不仅仅因为他的口才好，事实上北大口才好的老师很多，林毅夫讲课的魅力在于他的缜密的逻辑性，一步步推导，让人欲罢不能。在这门课上，林毅夫讲到一个社会学里也非常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西方，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科学革命？他采用的说法是归咎于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让聪明人都去读四书五经了，自然就没有人愿意从事科学发明和创造。我至今仍然觉得这个说法最可信。
回头看我在北大的成绩单，经济学的课程成绩要好过社会学。经济学这边，算上微积分、常微分方程等数学课，成绩都很好。社会学的成绩也不差，但是拿高分要难很多。后来到了要申请读研究生的时候，我面临一个专业的抉择，是去读经济学，还是继续社会学？我在思量良久后，最终还是选择了社会学。因为经济学虽美，却并不能帮我更好地去理解我所关心的问题。经济学的问题非常明显，那就是一开始的预设条件是错的，所以后面的推理再精妙，也只是空中楼阁。我对社会学虽然依旧只是一知半解，但是它有潜力可以帮我理解真实的中国社会。
平心而论，97/98年那会儿，北大社会学恢复建系才十几年时间，底子还是比较薄的。尤其是跟大师云集的某些文史专业相比，社会学课程上并没有优势。但是最大的优势就是老师，关怀什么的都不用说了，最可贵的是期许和宽容。老师对每一位学生都有着深沉的期许，以及无条件的宽容。那时候流行一个说法，说北大有一流的学生，二流的老师，三流的管理。大概是说北大招到全国最好的学生，但是老师的水平并不是世界一流，而管理水平则更加落后。我并不认同这种说法，我觉得北大最可贵的是老师。杨善华老师，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仅仅是上过他两门课而已，可是二十年后我给他打电话，他马上就说出我本科毕业论文的内容。卢淑华老师，我也就上过她一门《社会统计学》课，二十几年后在微信群里聊天，她马上就找到当年那门课的记录，说出我们当时的成绩。不管学生们走多远，背后都有老师殷殷期许的目光。有这样的老师，是学生最大的幸福。
项飙曾在一本书里写道：北大最大的好处是不怵（他说是于长江说的），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北大学生的“不怵”，是无论对方是什么“大人物”，位高权重也好，名商巨贾也罢，在面对的时候也不会犯怵，这种自信是基于智识上的平等相待。所以日后无论是面对理论大师，还是学科大牛，也不会迷信和盲从。这种“不怵”也表现在无论是遇到什么样号称“天才”的人物，也不以为意，因为我们大学期间见过“天才”的各种形态。这种“不怵”的培养，当然跟北大的学术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所谓“养移体，居移气”，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是北大的老师，老师对学生太好了，北大老师真的对学生比对自己的孩子还好，他们把学生当作国家之栋梁、民族之希望来看待。曾经被这样对待的学生，自然就会在不自觉间有了“不怵”的底气。
据江湖传言，北大社会学历史上有两个传奇的班级，一个是93研，一个是97本。93研出了李猛、李康、周飞舟、应星等一批理论牛人，我们班97本则是出了十几位博士，而且绝大多数是女生，在国内外各大高校从事学术工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榜样的力量（role model）。那时候北大社会学系有好几位女教授，王汉生老师，佟新老师，卢淑华老师，程为敏老师，还有马凤芝老师，刘爱玉老师，赵斌老师，等等。这些女教授性格迥异，生活状态也各不相同。我想，可能正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们看到身为女学者的各种可能性。后来我去了香港中文大学读硕士，跟我同班读硕士的7个女生，教授却全是男士，系里唯一的一位女教授是王淑英教授，当时并没有给我们上课。所以说，北大社会学老师的性别比，其实是不同寻常的存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这一班很多女生的人生选择。
很多人不喜欢《红楼梦》里的薛宝钗，认为她太过世故，还有阴谋论者认为她跟母亲经营“金玉良缘”，一心想嫁给贾宝玉。其实我倒觉得，以宝钗的志向、见识和能耐，她是不大看得上宝玉的。如果她可以选择，她定是自己去建功立业，而绝不会为了什么“金玉良缘”赖在贾府。只是当时社会实在是没有她施展才会的空间，只能如其他的女孩子一样，以“良缘”为自己的最终归宿。类似的志向，探春曾非常明确地表明：“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早走了，立出一番事业来，那时自有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我乱说的。”这也是曹雪芹把她们全部归为薄命司的原因——在当时的社会，即使有才华的女性也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我庆幸自己活在一个女子也能有所作为的年代，更感恩在北大社会学遇到这些优秀的女学者，为我们提供了榜样。
大一时不知社会学为何物，四年后，却是我自己在文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之中，主动选择了社会学。文学与社会学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将人生的体验与感悟，与更宏大的东西联系起来，从而完成生命的升华。我早已知道自己没有文学上的天赋，而且文学虽然抚慰人心，却也容易无病呻吟。社会学则为我提供了另外一条路径，赋予人直面现实的能力。社会学提倡深入现实的同时又与现实保持距离，在我看来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更是一种人生态度。
图为作者2014年回系里做讲座时海报上的照片。
值此四十年系庆之际，回顾一下在北大社会学的四年生活，絮絮叨叨说了这些。那时的我心智未开，世事不明，多亏老师和同学们的包容和帮助，慢慢走上了从事社会学研究的道路。今天我当上了社会学的老师，每年都有各种学生来问我是否要选择社会学的学术之路，我且把自己的经历写在这里，希望对跟我当年一样迷茫的学生们有一点借鉴作用，也不枉北大社会学四十年继往开来的初衷。是以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