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当———！”一声锣响在孔雀厅内响起，宣告了上交所正式开市营业，也标志着新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式诞生。
时年34岁的尉文渊出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年轻的证券交易所总经理。
尉文渊曾任职于国家审计署、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后来参与主导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
在尉文渊看来，“证券交易所建立在特殊时期，它其实是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
这番感慨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创新与坚持？
备受争议的涨跌停板制度，T+0改T+1制度，背后有哪些反复的权衡与考虑？
为什么选在浦江饭店敲锣？上交所的公司编码为什么是6位数？为什么是6开头？
以下是聪明投资者整理的尉文渊演讲要点及精彩内容：
图：位于浦江饭店的上交所旧址
“（600开头的）交易代码怎么来的、知道吗？也是写程序的时候他跟我说，说小尉，我们到底怎么编成代码？想了半天怎么编代码。
“从国际上来讲，社会主义国家中，中国是第一个开办证券交易所的，当年有些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来所参观后，表示回国也要开办证券交易所，包括当时的苏联、蒙古、越南等等。当时看我比较年轻，还说我们回去以后、要找个比你还要年轻的人当总经理。”
”（无纸化交易、没有股票凭证）后来我们搞B股的时候就走不通了，国际投资人不理那一套，说什么买你的B股啥也没有，这怎么能行呢？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有一张交割单？就是这么来的 。
因为国际投资人强烈要求必须给我个东西在这。商量了半天，说那行吧，我们搞个什么日结单叫交割单，每天买卖以后单上有一个凭证回执给你，你知道每天买卖以后还有多少余额等等。“
“在现货交易制度下搞T+0是前所未有的， T+0的问题到现在也是一大争议，但是当年为什么我会同意？”
“当年我们搞涨跌停板制度的时候，可不是说出于控制股价波动、市场风险，它有浓重的意识形态含义在里面，以为股价的巨幅波动会容易形成“大鱼吃小鱼”等等，那是我们想象中一个很邪恶的事情。
所以在搞交易所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限制住，所以就搞了这样的涨跌停板制度。这个涨跌停板制度到什么地步？最严厉的时候，每天股价变动千分之五。”
“一些领导机关反复讲，不同意（放开涨跌停板）。后来把我搞急了，在那一年的春天，我自己拍板把股价放开了。同时我写了封信给市领导，我说，出了问题你就撤掉我总经理职务。
放开的当天，上证指数翻了一番，从那时候开始，上海所有的股票交易就完全是没有股价管制，自由买卖，股价随行就市。”
尉文渊演讲全文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晚上好。
作为亲历者，每每回忆起那个年代，深感那是一个如火如荼、潮起潮涌的改革岁月，繁华无比、生机勃勃的浦东新区，和一浪高过一浪，席卷中国大地的资本市场，这30年取得的发展成就令人感慨，值得大书特书。
上海田林新村的华夏宾馆见证了历史
在这里顺便向大家说明一下，因为一讲到证券交易所，大家都记住那个日子，1990年12月19号开业，其实证券交易所作为一个机构，它正式成立是在1990年的11月26号，地点是在上海田林新村的华夏宾馆。
在那一天，我们举行了证券交易所的创立会员大会，完成了批准交易所章程、选举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任命总经理等一系列程序，当晚见报，对外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
实际上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正式成立）是那一年的11月26号，12月19号是我们开始交易。
消息11月26号发布，其实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大家都知道上海过去是有股票交易所的，之后被我们取缔了。
在那个年代，突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又成立了，这在海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本人原来也就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因为担任了这个工作职务，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所谓的知名人士，所以在这里我顺便向大家做一个说明。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具有重大时代意义
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在那个时点提出创建上海证券交易所？
这就涉及到浦东的开发和开放，刚才主持人包括我们的梁局长都谈到了浦东开发开放和中国金融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相互的关系。
我想引用当时朱镕基同志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的一段话，当时他就讲：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它的成立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它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990年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那个时候中国特别需要向全球展示中国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所以朱镕基同志这段讲话，（讲清楚了）特殊历史时期的含义，证券交易所为什么会诞生。
第二，朱镕基同志讲，“它是我们把中央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付诸实施的一个重要步骤；”。
从这里就可以听出来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是作为浦东开发开放的一个配套措施、一个步骤来实施的，朱镕基同志把这个关系讲得很透。
“第三，它表明我们在振兴上海、开发浦东的过程中，把发展金融事业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采取国际上通用的形式，利用证券筹集资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前面第一点讲的是关于改革开放，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第二点讲的是浦东的开发开放，朱镕基同志讲的这第三点，我的理解讲的是金融问题。
回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一开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并不是作为金融改革的政策提出，是作为浦东开发开放的配套政策提出。
但朱镕基同志讲得很清楚，我们开始利用证券制度这种国际通行的办法来筹措资金，为社会发展服务。
众所周知，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尽管当时的中国贫弱不堪，但上海凭借其开埠多年、身居中国的工商业中心和远东经济金融重镇的独特条件，开风气之先，建立了中国最早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股票交易所，后人多将其归功于晚清和民国初期的红顶商人虞洽卿。
与当时中国大地普显农耕社会的景象相比，上海已成为名商巨贾云集、远近闻名的繁华闹市。尽管那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战乱的时代，历经抵御外敌的抗日战争和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解放战争，但是上海股票交易所仍然还在。
到上海解放后的1950年，新政府出于巩固新政权，打击敌对势力捣乱的需要，以雷霆之势取缔了上海股票交易所，并将其视为新中国改造“十里洋场”，抵挡资本主义污泥浊水的伟大胜利。取缔之后，上海股票交易所也不复存在，与股票相关的一切经济活动也被禁止，这一禁就是整整40载。
从码头斜对面幸运定址浦江饭店
（然后）就是关于证券交易所的创建。
证券交易所的创建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筹备工作始于1990年年初，本人是1990年7月份接手，在此之前有从人民银行抽调的几个同志，但是工作进展比较平缓。
催化剂是那一年的春天（注：1990年5月），朱镕基同志到香港，在大家都不知道情况之下，他就宣布说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在年内开业。这个时间表一定，所有的工作必须要加强。
在那个环境之下，我本人毛遂自荐，承担了交易所筹备小组的组长。
比如选址，大家后来知道是选在浦江饭店，其实那是属于运气，是上海大厦的领导来主动找到我。
图：原位于浦江饭店的上交所
我之前是满上海跑，最初是定在中山东一路，55路终点站旁边一个仓库，它的斜对面就是当时十六铺的码头，很臭，我说怎么办？
实在找不到地方了，所以（定在浦江饭店）其实很幸运。
现货交易、涨跌停板制度背后的故事
回顾当年的筹建工作，我们有两条重要的主线，第一就是我们要办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特色的证券交易所。
怎么办？
除了前面讲到的那些名称等等之外，我们花了很多笔墨在交易体系上。比如说我们严格规定现货交易。
为什么规定现货交易？是因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交易所是股票市场买空卖空，投机倒把，也就是说你没有股票你可以做空，你没有钱你可以去融资，所以我们严格的限定现货交易。
当然这个打破了，我们现在看融资融券这些业务已经在开展。
再比如说我们定义涨跌停板，这个事情到今天可能都是证券市场、资本市场中间的一个巨大话题。
当年我们搞涨跌停板制度的时候，可不是说出于控制股价波动、市场风险，它有浓重的意识形态含义在里面，以为股价的巨幅波动会容易形成“大鱼吃小鱼”等等，那是我们想象中一个很邪恶的事情。所以在搞交易所的时候，我们必须把它限制住，所以就搞了这样的涨跌停板制度。
这个涨跌停板制度到什么地步？最严厉的时候，每天股价变动千分之五，大家别笑，千分之五也不行。
那后来它还涨怎么办？
因为那个时候（股票）严重供不应求，我们就创造发明要加个流量控制，也就是说，你每天的成交达不到这个量，你股价也不能涨。
所以有时候我也很感慨，我说我们把市场管死的本事是蛮大的，早年我们那么幼小的时候就有本事去制造制度。
严格的限制，最后造成严重后果，场内没交付，跑到场外做黑市，这样一做就形成了黑市。
一开始我还很得意，我们向领导汇报，我们把市场管得很好。后来到了1991年年底，深圳首先把股价放开，取消了涨跌停板制度，我们也不以为然。
那时我在出访，结果当时国务院分管的领导，副总理在厦门听取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的汇报，谈到股价放开的问题，表扬了深圳，批评了上海。后来我回国，跟我说了这个事情，因为制度执行到了1992年，改革的氛围已经基本都不一样了。
在这以后，我觉得深圳能放那我们也能放，我们应该朝他们去努力，于是就做这个工作了。
没想到，做不通，不同意，一些领导机关反复讲，不同意。
后来把我搞急了，在那一年的春天，我自己拍板把股价放开了。同时我写了封信给市领导，我说，出了问题你就撤掉我总经理职务。
放开的当天，上证指数翻了一番，从那时候开始，上海所有的股票交易就完全是没有股价管制，自由买卖，股价随行就市。
三年多以后，到1996年我离开交易所，结果又恢复了涨跌停制度，恢复的缘由是风险控制不力。
当年领导让我们放，我们放了，现在领导说把它关掉，要再给它限制起来，（我们）尊重了。我们看现在，新股上市前5天没有涨跌停限制，可转债就一直不做任何的价格控制，有的原来10%，放到了20%。
经过20多年，我发现我们终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所提高，有所变化。
股市20多年太漫长了，抗战也不过8年。
尉文渊的又一个坚持：
计算机交易系统
上交所创办的第二条主线：计算机交易系统
第二个，当时还有一条主线是，虽然交易所在兴办，但是当时我们没有简单的照搬照抄，没有复古，我们大胆的做了创新。
最重要的，也是影响到中国资本市场后来这几十年长足发展的，就是电子计算机系统的交易。
1990年的时候，上海大的银行主要靠打算盘，我在财经学院读书的时候成天就学打算盘，我特别烦这个事，但是没办法，这是必修课。
那个时候搞股票交易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交易所的股票交易到底怎么交易？
我们一看，有什么打手势的，哇哇叫的，有写单子的等等。那时候我们和深圳同行交流，因为深圳那会也在筹备交易所，他们准备分为五步走，什么先写单，先上板，就像教室一样的，大家坐在课桌椅上，轮着上黑板写。
图：香港早期证券交易所
我要买，先过去写一下，你要买再写一下，想着怎么把它勾兑起来，很原始，非常原始。
上海在搞的时候，于我本人而言，有一个重大的思考：四十年前的交易所，我们难道要复古再回到那时候去吗？
当代科技经济发展，我们强调的是展望世界，展望未来。所以，在解决交易所的交易模式上面，当时我们碰到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不好意思地告诉大家，就是我坚持的，我提出来的。
其实我（当时）不懂，我到今天也不会搞电脑。当时（建议）一提上去以后，当然是被反对了，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儿。
（领导）说，我们那时候没有几个上市公司，你冷冷清清的怎么能行呢？如果说保留打手势，喊喊叫叫还有点气氛，对不对？不能搞这东西。
所以当时是绝对反对的，这个可以理解。
后来我也是胆子比较大，当年筹备交易所借了500万的开办经费，我说花100万来做这个事情，做坏了我担责任，其实我当时的工资才200多块钱一个月。
上交所的副总谢伟当时是财经大学的一个助教，学数学的，还不是搞计算机的，他来帮助我，他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参加工作，我说你有没有兴趣过来，他说可以。
过来后，当时整个交易所搞电脑系统的就两个人，一个我一个他，天天做，写软件，甚至趴在地板穿线。
当然我是领导，还要向他提需求，当时我最怕的一个事儿，他老问我，小尉，我搞系统要搞编程，你要告诉我未来有什么需求，未来有多少交易行为？我说我不知道。每天多少交易？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办法，当时的条件没有办法去做量化的分析和计算，没有能力去做，所以我就（只能）瞎编，问多少个？30个。多少笔交易？3000。
就这么来的，因为没有能力啊。
上交所的代码为什么是6开头？
你们现在都知道每个公司的代码，上市公司都非常珍惜，包括股民也珍惜它。什么600、601、888之类的。
那这个代码怎么来的、知道吗？
也是写程序的时候他跟我说，说小尉，我们到底怎么编成代码？想了半天怎么编代码。
上交所开业第一天就是电子化交易
在全球都是破天荒的
所以开业的第一天，我们就实现了电子化交易，这在全球是破天荒的。
今天我们讲的什么金融科技、什么大数据，包括最近强调比较多的数字货币等等，是因为我们这套电子计算机交易系统的建立，以及后来不断的升级、改造、发展，我们实现了无纸化。
其实在中国资本市场领域，我们早就是数字股票、数字证券。
大家看没看到过一张股票是实物？没有。看没看到一张债券的实物？没有，包括国债。1994年我们把它搞成无纸化，已经完全数据化了，只是没有人去说这个事情。
涨跌板引发了黑市交易
促成了股票帐户设立
搞了电脑交易以后，引申出无纸化，这个无纸化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成就。今天我到机场拿着飞机票，火车站拿着火车票，到哪里拿着纸质的凭证都觉得很落后。
股票这么重要的财产权利的凭证，我们都可以把它数字化、无纸化，为什么？这是可以做的，当然现在都在积极的推进。
这个事儿说起来很偶然。
我刚才谈到的是因为实行涨跌停板，引发了黑市，黑市怎么得了？上海开两会提案说，（这是）投机倒把，要管，怎么管呢？
研究了以后说，因为当时有个过户手段，过户在交易所，股票背后要有交易所盖章。
说，行，场外交易是没有经过交易所的，在场内交易我就不给你过户，一不给你过户，那这张纸就慢慢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为不仅是看你有没有这张票，还要看你在场内的交易记录。
交易所有那么多人，很多人是银行出来的，有天我早上刷牙突然想起来，我说人民银行不是有信用卡吗？有储蓄存折对吧？能不能把股票收掉，省得他在外面扰乱。
一研究下来，说行，就这么干。
这就是你们现在都知道的股票账户，开个账户把股票收回来，把所有的股数记载在交易所的电脑数据库里，通过数据库的交易来进行股权变更。
最初推行无纸化时很多股票收不上来
这个事是在1991年10月份完成的，也就是说，1990年交易所开业，我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花了半年收股票，我天天第一线，坐在柜台上收钱，带头去做些事情。
一开始收不上来，因为老上海人的股票都藏在箱子底，天花板里面，是终身的财富。
你要叫他交出来，他啥也搞不懂。而且开始的账户像手风琴的折页，那时候账户上都要记录，每次交易都要记录加减变化，一开始有点仿照银行的储蓄存折这么做。
那大家都不交，不交怎么办？有的交了，有点不交，这非常困难，交易所也没有权利说强制你交。
后来我想了一下该怎么办。
有一种办法，我说发通知，如果你不交上来，我要实行新的交易，不交那你就没法交易、没法卖了。呼噜一下全交回来了，大概收回来98%-99%。
这个老八股的股票样张现在很值钱，当年我们收回来以后都不知道往哪里摆，这就是搞的无纸化，在全球是破天荒的。
全球也有交易无纸化，跟我们的不是一回事，他是有股票集中在一个托管的区域，不流通。我们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股票。
早期我们这么一说，国内中国人大家都干，后来我们搞B股的时候就走不通了，国际投资人不理那一套，说什么买你的B股啥也没有，这怎么能行呢？
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有一张交割单？就是这么来的 。
因为国际投资人强烈要求必须给我个东西在这。商量了半天，说那行吧，我们搞个什么日结单叫交割单，每天买卖以后单上有一个凭证回执给你，你知道每天买卖以后还有多少余额等等。
这些是国际投资人的担忧，是不同的担忧。
大家后来知道，这个单子里面还有很多名堂，我们现在交的股票印花税，在全中国，在全世界，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只有这个股票交易印花税是零成本，税务局财政系统征收不用花一分钱，而且一分钱不漏，绝不会有任何的偷逃税收。
这是利用交易所的计算机系统在每次你买卖销售中预先扣除的。扣除的这个问题，按照国家税法的规定，你必须要给纳税人提供纳税凭证。
怎么解决呢？解决不了，全国那么多人要怎么解决啊？你要征收税我再给你寄凭证过去，那还不如不征。
后来是在交割单上做工作，把交割单加上税务局的水印，完成了所谓税法的规定程序。
这个就是无纸化，电脑交易支撑的无纸化，没有电脑交易开账户这个系统我们还是不可能实现的。
可以做T+0
为什么是T+1？
再往后，闹出来了个T+0，这事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争议，都在讨论 T+0。
一开始我们定的是T+4，因为计算了同城或者异地的银行计算，包括股票实物，就是我拿着股票去买、去卖，卖了以后你要通过交易所交给买入的下家，是交易所在做这个事情。
（别说是）T+4，最后T+14，T+24也完不成，在上海都很难办，更不要说跨地跨到新疆，跨到西藏，几乎没法解决这个事情。
但是，因为无纸化，我们从T+4一下跨到了T+1，当时全球的目标是到T+5。
大家要知道，因为我们定的是现货交易，也就是说，你没有钱不能买，没有票你是不能卖的，交收制度的延长必然影响投资人的权益，严重地影响市场的效率。
如果在那个条件之下，你去加快交收资本就非常重要，所以当时T+1我们已经是全球最快，我们挺高兴。
结果，到了1992年底，我们的电脑系统不行了，天天堵单。
有一次中断，正好是北京断了，上海没断，结果一大堆投诉是说上海人坑北京，坑外地。那次正好是管北方地区的一个服务器坏了，一个卫星传输服务器坏了。
所以，我们的电脑在1992年就做了升级，升级完了以后，软件工程师是一个澳大利亚人，跟我讲，他说我有一个功能，你用不用？我说什么功能？
当场买，当场卖。
我一听我也愣了，它不是T+1，是T+0了对不对？
他听了以后，他说：小尉，我看可以。
我想，李行长这么稳重的人也同意，我说行，我们接着就推广T+0。
在现货交易制度下搞T+0是前所未有的， T+0的问题到现在也是一大争议，但是当年为什么我会同意？
换一个角度想，假如我是投资人，会怎么看？
我们不要老想着投机不投机，要想是我投资人、会怎么想这个事情？
就像买房，你今天买了说一年后才能卖，和你今天买了随时都能卖，你到底要哪一个？站投资人角度上想就不一样。
再加上我们讲的市场效率，资金的运用等等这些，所以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决定实行T+0。
后来这个事情被批评了，说鼓励投机，一直到1994年的年底，改为了T+1，全球是做不到，我们是能做而没做。
当然现在也有了充分的认识，都在做这个研究，做探索。
但总而言之，30年之后，现在的交易所已经不是当年老八股的模样，发展成为了一个庞然大物。
我回想这段历史，经常感到困惑，当时最高领导人怎么会想到搞股票交易所？要冲破当时政治思想领域的重重樊篱，专业技术又是那么复杂的事情。
我现在挺感慨，我说是中国之幸，中国资本市场之幸。今天我们中央前所未有的重视和支持资本市场发展，有了这样一个条件，可比我们当年的时候做的好多了。
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对未来中国市场的发展充满信心，去拥抱更光辉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