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泽，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要从事《资本论》与当代社会主义研究。
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东方道路实现形式。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东方道路实现形式，它自然是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都是奠定在机器大工业以及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因此，它有人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又有与西方现代化根本不同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既有不同国家现代化的国别差异，更有着二者根本制度上的差别；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代化。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现代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类文明新形态;西方中心论
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由此引发了人们对西方现代化及其理论上的西方中心论的再认识，同时也引发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讨论。毋庸置疑，我们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但仍无衰退迹象、依然以其垄断力量统治世界的环境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认识，必然涉及对当前还作为客观存在的西方现代化中心的理解问题，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如何超越西方现代化中心的现实问题。
一、西方现代化的形成和发展与西方现代化理论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开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于14～15世纪在西欧出现。从16世纪开始，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逐渐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17世纪末伴随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历从工厂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用机器生产代替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社会生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强国，法国、德国接续完成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在19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在西欧多国中发展，呈现出从欧洲走向世界的趋势。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先进社会生产的代表，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能够代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进步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对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社会生产方式而言都是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因此，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所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和开辟的西方现代化同样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的成就时说：“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往返，大陆一洲一洲的垦殖，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底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试问在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竟有这样大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面呢?”资产阶级在其成为统治阶级的不足100年的时间里所创造的时代成就已经超过以往几个世代的发展成就，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西方现代化发展。因此，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很快就成为客观存在的世界中心。它是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个社会中，作为这个社会的经济社会文化的统摄下的任何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果不想面临被灭亡、被取代的结局，就要依赖于这个社会生产方式。因此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这一时期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成为世界发展的中心具有其客观必然性。当然，西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中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时期，它也是可以变化的，例如二战以后美国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取代了西欧而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
2.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对西方现代化的分析及西方中心论
西方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现代化。对作为西方现代化物质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反映的西方经济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思想家所阐述的奴隶主管理国家的经济学说。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和亚里士多德等从管理国家的角度对分工、商品和货币价值形式等阐述了一些有益的经济思想片段，后来中世纪神学家也从交换关系对商品生产规律进行了探索。但是，这些经济学说还不能够称得上是独立的、成体系的政治经济学。重商主义者孟克列钦第一次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18世纪上半叶，工业手工业仍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形式，在此背景下，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其后，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对斯密的学说进行了发展。斯密和李嘉图的理论，形成了19世纪30年代以前的鼎盛时期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发现并初步论证了劳动价值论，还在利润、利息和地租等具体形式下对剩余价值论进行了论证，并科学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对人类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出辉煌成就的标志。当然，由于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存在着严重缺陷，由此导致19世纪20～30年代学派纷争和范式危机。这次经济学范式危机主要体现在，李嘉图学派(包括李嘉图本人、詹姆斯·穆勒和约翰·雷姆塞·麦克库洛赫)和李嘉图学派的反对派(让·巴蒂斯·萨伊、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萨缪尔·贝利、托伦斯等)围绕劳动价值论和利润来源问题的论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斗争导致李嘉图学派的解体，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此走上了庸俗经济学的发展道路。马克思对此描述说：“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庸俗经济学的理论不再坚持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取而代之的是从斯密和李嘉图学说中分离出来的庸俗成分经过理论润色而成为新理论。例如，萨伊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三分法、效用价值论和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的分配论、供求自动平衡的销售论等。这一时期的庸俗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为了维护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中心极其主导的现代化道路和为相应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进行辩护。19世纪40～70年代，西方世界流行的经济学说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毫无生气的折中主义经济学体系。马克思说穆勒的经济学体系企图要调和不可调和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利益矛盾，事实上是在维护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现代化模式的中心地位。19世纪90年代英国剑桥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以均衡价格论创立了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学说体系。这个体系不可动摇的经济政策理念仍然是让“看不见的手”指挥经济活动，自由竞争自由放任，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面对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危机，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了他的划时代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通论》提出一个以政府干预为主要特征的有效需求原理，在经济思想史上被称作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的革命对象是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事实上是矛盾的。二战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的推行，凯恩斯主义的干预主义现代化模式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现代化模式之间的矛盾与不和谐之处逐渐暴露出来。为了调和这种矛盾，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的自由主义进行综合，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这个体系既强调了市场机制对市场主体行为的调节，又突出了政府对有效需求的干预。总的来说，西方经济学的演变和发展是不可能否定西方中心论。只不过是这时，以英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中心演变成为以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中心的新的中心。西方经济学体系仍然坚持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主导的现代化是可以通过国家干预进行改良的，改良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现代化模式还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心，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最好的社会经济制度。
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是从经济领域替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在经济学之外的社会历史领域里也不乏思想家替资本主义辩护，例如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提出：“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5]把资产阶级社会标榜为自由民主社会，将资产阶级社会看作是“历史的终结”,所有的社会形式发展都将最终归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去，这里体现了以福山为代表的社会历史领域中学者的阶级性。
当然，在资产阶级学者中也有某些异端学者试图动摇西方中心论。但是，他们往往都是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资本关系去说明社会中心的变化。例如，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中通过观察18世纪美洲开采的白银流向来断定亚洲甚至更明确说中国是先于西欧的世界中心。然而，将白银理解为贵金属作为金银饰品甚至作为陪葬品和将白银作为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看待确实是两种有原则性差别。这种试图要冲破人们观念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不可动摇的理念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了，如何解释世界一个历史时期的经济中心还必须要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来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二、马克思对西方现代化的客观分析及其超越西方中心论新理论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批判从法律批判、道德伦理批判、政治批判、哲学历史批判的探索最后集中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必然灭亡的经济运动规律，同时也辩证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客观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和发展具备必然性后，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资产阶级社会建设取得的成就时说道：“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通过剥夺小生产者完成了自身阶级的原始积累，通过一步步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也就是从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生产，再到垄断资本主义，带来大城市的建立和农民阶级的身份转变以及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推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使得“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资本主义代表的文明国家。资产阶级通过掠夺和战争等手段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现代化的全球扩张提供现实基础和实现条件。这里的“东方从属于西方”,是马克思肯定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肯定了在资本主义时代背景里西方处于“中心”位置，以及在这一时期的“东方从属于西方”。
在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中，是“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一时期的西方国家和民族是社会发展的“中心”。因为在当时的世界社会发展背景中，资本主义社会代表了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从家庭手工业发展到了机器大工业，在这样的社会生产作为研究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时期的西欧资本主义代表了先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名副其实的中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 这里是在强调：当时英国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代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同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可以说是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众所周知，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由其主要方面来决定的，这个时期世界的社会性质是由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代表。尽管在同一时期的东方有俄国、有中国、有原始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但是这些生产方式都是处于从属地位。因此，马克思研究这个时代人类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发展走势选择以英国为典型。我们认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是认同“西方中心论”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代的“西方中心论”永恒化。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发展的“中心”,因为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有自己不同的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因此就会有不同的地域发展中心。
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发展的西欧中心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所做的时代贡献，在对这个中心肯定理解的同时也包含了对这个中心的否定理解。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利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资料以剩余价值学说充分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从协作、工场手工业最后发展到机器大工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历程，马克思实证地说明了围绕剩余价值生产所产生出来的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指出了这一社会生产关系中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马克思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西欧资本主义中心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而且正在衰败，并且在衰败之中正在走进新文明，即正在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当然了，它也“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就是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作为一个新的文明形态也还是要有一个不断建设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的。人类社会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即社会发展模式从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现代化走向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现代化。
对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与和领导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革命活动。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那里的工人阶级可以直接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建立起自己的工人阶级政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行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马克思主义面临如何指导俄国革命的问题。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马克思为俄国农村公社和俄国社会指出了一条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社会发展道路。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唯物史观和《资本论》方法论作出的一次具有创新价值的再阐述；这是对于东方社会走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道路的有决定意义的不朽文献。
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初稿中，马克思分析俄国农村公社与西欧公社之间的不同之处时说道：“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我们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见了。为什么它只是在俄国免于这种遭遇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瓦解一切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程受到各种偶然因素作用没能做到实质性的瓦解俄国公社。马克思接着说道：“俄国公社不仅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而且经历了这种社会制度尚未触动的时期而幸存下来；相反，在俄国公社面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境地。” 从马克思这里对俄国农村公社存在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此时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已经不是处在“东风劲吹”的上升时期了。换言之，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没有能力瓦解一切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西欧作为资本主义中心的存在不意味着在它之外就没有其他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和民族。即便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作为中心存在，并在全世界范围占据主体地位，也绝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生产方式存在的余地。如前所述，马克思虽然认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西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中心。但是，马克思承认这个中心的同时马克思又坚决地否定这个中心。马克思不承认这个中心就是人类社会的终结。即使俄国农村公社这个带有原始公社性质的组织，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了它的特殊存在和它的特殊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认为俄国公社和俄国社会存在着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道路。
事实上，马克思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中揭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发展规律，但是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中，因为西方迟迟未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因而它的中心地位不断地暴露其衰落趋势。相反，落后的东方国家先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实践。因此，作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必然是东方社会国家，这一时期的世界发展中心已经是逐步偏离西方了，过去“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景象已经不再，而是东方的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拉开了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序幕。
三、中国式现代化是超越西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然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不体现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辩证地超越西方中心论。
一方面，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为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要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时代成就。如果我们不以资本主义这个中心所取得的时代成就的吸收借鉴为前提，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陷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泥潭，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失败。但是，以我们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与西欧中心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差距来看，吸收借鉴和继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成就并进一步超越和扬弃，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此，无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中国人民迈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努力和巨大牺牲。
另一方面，中国又是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是立足于自己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奠定在吸收借鉴西欧资本主义发展时代成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积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的科学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以，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通过灵活政策的实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中国焕发蓬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并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同西方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习近平的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冲破了西方现代化的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之间的差异，不仅有国别上国家之间历史文化上的差异，更是有着根本社会制度上的差异。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跨越“卡夫丁峡谷”性质，习近平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两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为立论基础的，是可以在“并联式”的发展过程中实现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生产方式的组织和向前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进程中也同时要注意吸收借鉴西方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和民族优秀文明成果，在生产关系上建立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的基础上，谋求和平发展的建设道路，是不会诉诸武力征服和殖民剥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既有吸收借鉴西方文明成果的连续性，兼具“并联式”快速发展的跨越性。
2013年习近平坚定地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 可见，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区别于一切旧的生产方式的新形态生产方式的肯定。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化的实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这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是相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旧”而言的，是扬弃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的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和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是改变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都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5]现代化发展不是只有西方现代化发展这一条旧的道路选择，中国式现代化就是在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文明差异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新的道路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共识下，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为推进人类社会进步贡献智慧与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这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谋求和平与发展为己任，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所在。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入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我们强调人类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要建设“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和平发展，共同建设。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社会主义建设越来越同世界实现互联互通，携手前行，为人类社会发展焕发新生机，注入新活力，带来新变化。历史实践经验表明，实现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时代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背景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然走在了前列，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先锋”,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今天的“六个坚持”方法论已经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西方现代化的重复这一事实，而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继承发展和最后的超越，是在很大程度上会成为新的社会发展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始终致力于推动共同发展，共谱社会主义发展新篇章，共创人类社会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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