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河北衡水武邑李先生反映称，其母亲因子宫脱垂到武邑县医院住院治疗，被推进手术室进行麻醉后，一名医生通知准备13000元现金给专家。李先生家属把钱转账给了大夫。医院回应，收费合规，专家费不通过医院。目前武邑县卫健局已介入调查。
院方回应，此次执行手术的医生是外聘专家，即“飞刀医生（即一些业内口碑、医疗水平俱佳的医疗专家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到异地为患者实施医疗服务）”，手术费用事先跟家属进行了沟通，说明该费用是直接以现金的方式给到专家，不能报销，不通过医院，患者表示同意。而家属李先生坚称，院方只是通知手术台上的母亲，并未告知家属，虽然他的亲戚后来把钱转给了医生，但母亲在手术室等了1个多小时，麻醉药效已过，未能进行手术。3天后，母亲出院，医院退回了钱款，李先生发视频曝光了此事。
而李先生的曝光之举，未能获得期待中的声援，反而招致了众口一声的批评。很多网友担心，小地方本就医疗资源匮乏，家属这么一举报，以后没有“飞刀医生”愿意过来了。此事到底是事先协商一致、家属临时变卦，还是院方沟通滞后，让家属措手不及，有待官方调查。但不管是哪种情况，涉事的“飞刀医生”私收患者费用，难逃违规之嫌。
按照《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邀请医疗机构支付的会诊费用，应该统一支付给会诊医疗机构，不得支付给会诊医师本人。会诊医疗机构由于会诊产生的收入，应纳入单位财务部门统一核算。
也就是说，按照正规流程，医生在外的会诊和手术，要跟所属医院报备，所涉费用都走公账，私收现金是灰色行为，不出事还好，一出事，患者一告一个准。
2019年7月，临汾市洪洞县有一位老年女性脑梗病患，由于当地医疗水平有限，院方建议患者儿女支付1万元劳务费，从北京天坛医院请专家进行“飞刀手术”。患者家人将约定的劳务费交给了当地医院神经外科王主任，由他转交给专家。没想到的是，患者家属偷录了交钱的视频，把县医院和北京专家都举报投诉了。曝光后，医院退回了费用，转交劳务费的王主任被停职，一时引发舆论哗然。
举报违规行为，是公民的权利。但在很多人看来，“飞刀医生”下沉地方小医院，是一个双赢的选择。患者不用远赴大城市求医，免受旅途奔波之苦，省下交通、食宿等额外开销，避免一号难求的窘境，用合适的费用，就能在家门口获得有效及时的救治，这是最理想不过的选择。
对于医生来说，走正规的会诊或多点执业流程，并不容易。流程繁琐不说，所属医院不见得会全力支持。因为公立医院的公益属性，医生在外收取的费用，比起本院的收入，势必会有加幅。没有几个医院愿意自己的医生身在曹营心在汉，更担心赚钱的冲动，影响其本职工作，进而影响医院的营收，故以各种方式加以限制。而医生们也不愿意得罪院长，影响晋升。另外，因为医生和所属医疗机构之间难免的利益博弈，医生到手的收入，经过层层扣减，远不足以体现其手术的价值。综合考虑之下，医生更喜欢绕过医院私下走穴，直接向患者收取现金。
可以说，在当下的制度背景下，处于灰色地带的飞刀走穴，反倒成了医生和患者双方的合理选择，某种程度上，这也弥补了医疗资源分布的差异。正因为它所产生的积极效应，以及广大市场需求的存在，这一现象在制度上没有被彻底堵死，但毕竟缺乏政策的支持，“飞刀医生”无法和病人建立起受法律保护的医患关系，一旦患者翻脸，合理的劳动报酬，变成了违规的红包和回扣；若发生医疗事故，很可能葬送执业生涯，甚至承担刑事责任。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加强对医生走穴行为的管束，进一步加剧了“飞刀医生”的风险。去年，河北发布规定，医院所聘医师擅自外出会诊1人次，医院将被扣除1分。北京也有数家医院再次重申，除了正规流程的院级会诊外，私下外出的诊疗活动被一概禁止。广州某所医院被曝要求医生将飞刀所得收入全部返回。
这些限制，固然是出于医院管理的需要，但体制性的羁绊短期内难以化解，医疗资源匮乏地患者的迫切需求，目前显然无法通过正规的会诊流程、医院之间的协作得到满足，否则“飞刀医生”也不会有广大的市场空间。
医生多点执业是大势所趋。为了患者利益着想，大医院与其一味地围堵医生飞刀，不如对这一行为加以正视、善于引导，合理分配医疗资源，完善会诊流程，平衡院内外的救治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让医生们可以光明正大地多点执业，拿到符合其贡献的报酬，不用担心被没有契约精神的患者出卖，这才是医院、医生和患者三方的共赢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