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在“碳达峰”、“碳中和”的驱动下，新一波的绿色投资浪潮滚烫袭来。
这一波的绿色投资当然并不是第一次。回顾10年前，美国以清洁技术、绿色技术为代表的绿色风险投资曾经遭遇过一场几乎“全军覆没式”的惨败。如今回首，当初逃过一劫的投资人仍然心有余悸。畅销书《从0到1》的作者、硅谷投资人彼得·蒂尔（PeterThiel）曾提到，很庆幸自己躲过了美国绿色技术那场泡沫。
就像如今的流行词“元宇宙”、“碳中和”一样，“绿色技术”也曾是红极一时的炸子鸡”。
一流的投资人引领概念。绿色技术，Greentech，带火这个概念的不是别人，正是凯鹏华盈（KPCB）的知名风险投资家约翰·杜尔（John Doerr）。
简单介绍杜尔，虽然他误判了绿色技术的投资，但这位“风投之王”的成绩绝不会被轻易抹灭。杜尔是KPCB第二代的掌门人，他成功投资的公司比他的前任们一点儿都不逊色。在杜尔的领导下，KPCB在互联网投资领域声名鹊起。1994年，杜尔主导KPCB投资网景（Netscape）500万美元，持有25%股份，随后第二年网景就成功上市，令KPCB从中获得了4亿美元的回报。这只是杜尔的成功案例之一，康柏电脑、赛门铁克、太阳公司、亚马逊、谷歌…杜尔投出了很多改变世界的公司。
在杜尔看来，好的投资人不应仅仅只是拿钱去投资获得回报，而是应该去创造行业、去建立伟大的企业。他经常会问创业者“如果我按照你希望的金额给你投资，你能否告诉我两年后世界会有什么不同？”
杜尔押宝绿色技术，也是出于同样的逻辑，他并不希望钱仅是生钱的工具，而应该是改变世界的工具。他认为碳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并且决定用钱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力推绿色技术，谈到清洁技术与绿色技术的区别，他说：“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许多传统环保行业中使用的清洁技术并没有成功，但是绿色技术不一样，绿色技术就是会取得投资回报。随着纳米技术和替代燃料的进步，那些过去看似行不通的做法，在将来有可能会成功。”
但是梦想丰满，现实骨感，KPCB因为误判互联网时代行将结束，孤注一掷地热捧绿色技术类公司，最终大伤元气。
KPCB豪赌绿色技术
杜尔有两个知名的TED演讲，Salvation(and profit) inGreentech以及Why the secret to success is setting therightgoals。我尤其喜欢第二个，杜尔传递与解读了OKR方法（Objectives and KeyResults），观后受益匪浅，我也没看几次，也就100多遍吧~
第一个演讲则关于气候变化与可再生能源，在演讲临近结束，杜尔愈发动容，忍不住哽咽落泪，让身为旁观者的我们切身感受到了发展绿色技术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杜尔认为，气候变化将推动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绿色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公司将成为下一波重要的科技投资浪潮。以杜尔在KPCB的影响力，他对投资方向的调整丝毫不会引起质疑，因此KPCB开始将关注点由互联网转移到绿色技术。
2004至2009年，KPCB相继设立了基金KPCBXI，KPCB XII，KPCB XIII和GGF1（Green Growth Fund，绿色成长基金）。其中KPCBXII筹集了6亿美元，有1亿美元专门用于绿色技术。KPCB XIII从成立之初就计划向“绿色科技、信息技术和生命科学企业”投资7亿美元，而GGF1专注于后期的“清洁技术”投资。KPCB认为他们此前的投资集中于早期的绿色技术公司，而更需要被投资的是中后期更为成熟的绿色企业，因此募资投资于此。2008年KPCB募集了4亿美元的绿色成长基金，投资于与环境相关的中后期项目，包括太阳能、电动汽车和生物燃料。
从投资策略的角度来讲，在2004-2005年时KPCB主要注重的是生物柴油、太阳能以及风能，并且投资了6家太阳能相关企业，5~6家生物柴油企业以及多家风能企业。2005年之后，KPCB扩展了投资范围，囊括水处理、废物处理、余热发电、电动汽车、储能，甚至农业制种。
在KPCB绿色技术的portfolio中，包括CarbonBlack、LifeLock、Miasole、Ausra、盛世能源（Bloom Energy）、巨点能源（GreatPointEnergy）和TerrallianceTechnologies等众多公司。2004年至2009年间，KPCB对54家绿色技术与清洁技术公司共投资6.3亿美元，22家合作伙伴中有12家将部分或全部精力用于绿色投资。
KPCB的带动能力很强，据美国国家风险投资协会统计，2005年在清洁技术上的风险投资估计为几亿美元；翌年便猛增至17.5亿美元；杜尔TED演讲的一年后，也就是2008年，已跃升至41亿美元。
展开KPCB绿色技术投资的portfolio，不免看出隐患。
举几个例子来讲，盛世能源是KPCB投资的第一家可再生能源公司，制造和销售可现场发电的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曾是KPCB最得意的绿色投资案例之一。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一些政界要员都为该公司站台，包括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前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前纽约市长迈克尔·布隆博格、前总统比尔·克林顿等。
虽然迎来送往，风光无二，但是直到2008年，盛世能源的产品仍然没有进入到商业化的阶段，无法销售获利，而且烧钱的作风还将持续多年，当时KPCB已经向盛世能源投资了超过2亿美元。
盛世能源在募集了超过10亿美元的风险投资资金，并且获得了美国政府对绿色能源刺激计划的大量补贴之后，于2018年最终上市。也就是说，从2002年接受KPCB投资到最终上市，盛世能源竟然花了16年的时间。
对盛世能源的投资可以称得上豪赌，而这类案例在KPCB的投资组合中一再上演。
另一家KPCB投资的公司巨点能源公司（GreatPointEnergy），致力于研究把煤转化为天然气的技术。KPCB在2005年对其进行投资，而在7年之后，直到2012年，这家公司的首个商业化生产的工厂才投入运营。2012年2月，万向控股与巨点能源联合宣布了一项12.5亿美元的投资项目，约定在中国建设世界上最高效的煤制天然气工厂，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万向将成为巨点最大的股东，并将加入公司董事会。
KPCB还投资了一家太阳能板制造公司Miasole，该公司销售铜铟镓硒薄膜光伏产品。虽然估值一度超过20亿美元，但也发展得并不顺利，不仅产品的研发时间不断delay，还更换了首席执行官，需要不断募资才能支撑公司的发展。曾有媒体披露，由于缺乏规模效应，外加全球光伏市场疲软，Miasole公司在2011年尚未实现收支平衡。再加上股东未就追加投资达成一致，公司陷入财务危机。2011年底，杜尔干脆直接任命了Miasole公司的新CEO，并说CEO的工作目标只有一个：“尽快把公司卖出去。”最终Miasole于2013年被中国私营清洁能源公司汉能（Hanergy）收购。
最后一个例子，KPCB投资的TerrallianceTechnologies公司。该公司颇具神秘色彩，据说开发了一种软件，用它勘探和开发石油和天然气更加容易，成本更低。Terralliance决定使用这种软件亲自进行勘探工作，而不是许可给其他石油巨头使用。2008年Terralliance公司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钻探了100口井，并希望进行规模超过10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估值在40亿美元左右。Terralliance的投资者除了KPCB，还包括高盛和旧金山对冲基金PassportCapital。
KPCB一度认为Terralliance是继投资谷歌成功上市之后，另一个可与谷歌比肩的巨大投资胜利，而KPCB投资谷歌取得了高达352倍的回报。显然KPCB对这家投资标的欠缺了解，Terralliance描绘的未来too good to be true。
最终KPCB发现奔波于世界各地的Terralliance公司CEO，是个擅长忽悠的石油行业新人，但他花起钱来却像个沙特王子。他的采购清单名目繁多，从土耳其和莫桑比克的油井，到退役的苏联战斗机，应有尽有。后来的故事昭然若揭，Terralliance以融资2.963亿美元的记录，被记载于获巨额投资却最终失败的知名创业公司之列。《财富》杂志为其撰写的墓志铭清楚的标记：“这家公司过于冒进的抱负与融资，与其微不足道的成就之间形成巨大反差。”
风险投资是一个具有时滞效应的领域，这个过程就像是播种，可能会从一颗小小的种子收获一棵参天大树，也有可能会颗粒无收、血本无归。很多竞争对手以及崇拜者都认为，KPCB成立以来做出的最为冒险的决定，就是朝着绿色技术投资的转向。一位知名的硅谷大佬，也是KPCB的LP，曾经说“我希望他们做对了，但是如果错了，那将是KPCB的末日。”
最终的结果已经知晓，对绿色技术的社会需求并没有赶上KPCB投资的速度，由于新型廉价的天然气、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及绿色技术自身商业化能力欠缺等诸多因素的结合，绿色技术的泡沫在美国破灭，留给人们的依然是依赖于化石燃料的传统能源基础设施。泡沫破碎时，绿色技术与清洁技术业的几乎所有细分市场均受到重创，如生物燃料、电动汽车、燃料电池等，尤以太阳能为甚。
从此，曾经站在风险投资机构之巅的KPCB，以泯然众人之态，成为平凡的风投机构之一。
为何KPCB的绿色投资遭遇惨败？
杜尔有句名言：“绿色技术将是21世纪最大规模的商业机遇。”这句话无所谓对错，它需要被放入不同的语境当中被解读，复盘KPCB用真金白银换来的实践经验，想要做好绿色投资，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气候问题的解决以及绿色技术的培育不是仅靠风险投资之力便能擎天，通观天时、地利、人和，KPCB布局的绿色投资都有所欠缺。
1. 绿色技术尚未成熟，市场需求难以匹配
创新技术的发展通常需要经历5个关键阶段，分别是技术萌芽期、期望膨胀期、泡沫破裂期、稳步复苏期和产业成熟期，最终形成核心优势，稳定供应链，扩展适用场景，完善配套服务，受主流市场的广泛采用。电动汽车、锂电、储能，这些都是当今的风口，但是回到十几年前，KPCB对绿色技术的押注可以说是对投资时机的重大误判。
虽然绿色技术有巨大前景，数十亿美元投入到研发之中，想要看到明显的效果则尚需时日，尤其考虑到其相对复杂的产业链和较长的技术迭代周期。直到2010年，来自太阳能、风能、生物质、地热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总和，只占美国发电量的3.4%。电动汽车的成功量产也还需要几年时间，其他的各类环保产品，也远未实现商业化，达到触及需求端的阶段。
2. 绿色投资的财务模型建立于对传统能源的“臆测”
大举投资于绿色技术，因为风投机构预测随着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逐步枯竭，将进入价格上涨的周期，尤其是天然气价格将持续上涨。
最初的几年化石燃料的走势也确实与预测如出一辙。
2003年初，国际原油价格突破30美元/桶，然后2004年，受伊拉克战争影响，国际原油价格突破40美元/桶，之后继续上涨，并首次突破50美元。2005年，国际原油价格首次突破60美元/桶，并加速前行，因为墨西哥遭遇“卡特里”飓风，国际原油价格首次突破70美元/桶…因此当油价疯狂跃进的时候，很多新能源企业会冒出来。
出乎风投机构们预料的是，美国页岩天然气开采技术的进步，开辟了如此庞大的能源储备，有官员称“页岩气总储量将够美国使用一个世纪”。
2008年前后，美国页岩气产量暴涨，2009年，美国以6240亿立方米的产量首次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十几年前，页岩气占美国天然气供应的不到2%，但现在已接近三分之一。在2008年，天然气的峰值价格达到了每千立方英尺13美元，而目前价格站在了3美元以下。目前美国24%的电力来自于天然气发电厂，这有助于将电力成本控制在每千瓦时10美分以下，而且其产生的污染只有煤炭发电的一半。
与传统能源相比，新能源在很长时间段内处于“天价”。有数据显示，在2008年替代能源的成本至少是传统能源成本的4倍以上，没有补贴它就不能存活。当年来自太阳能企业的电力价格，即便在补贴后都已达到每千瓦时17美分至23美分，这是当时常规生产的电力平均价格的两倍左右。除非新能源企业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生产成本，否则其产品根本没有竞争能力。
如此脆弱的绿色技术企业，怎可经受得起任何危机的洗礼？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笔抹去了风险投资公司在2003年至2007年之间所获收益的四分之一，众多可再生能源新创公司轰然倒下。
3. 美国硅谷是孵化互联网企业的天堂，却不一定是培育绿色技术的土壤
KPCB位于著名的沙丘路，是当时最早入驻的风投机构。沙丘路日后云集了美国最重要的风险投资机构，成为硅谷乃至全美最显赫的道路之一。由于KPCB对绿色技术的布局，随之而来的是又一股硅谷淘金热，沙丘路上的公司纷纷涉入其中，他们充满了对新财富的渴望，希望自己能成为美国甚至全人类摆脱化石燃料的救星。
然而绿色技术与互联网来自于两种不同的企业基因与行业特质，绿色技术的投资中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和风险，如行业和技术本身的复杂性，相对需要较巨大的固定投资规模，例如生物燃料工厂造价一般都在1.5亿美元。绿色技术企业的带头人需要兼具技术研发与工程实现能力，很多企业无法跨越从实验室技术到商业化产品的鸿沟。
投资绿色技术，需要具备国际视野，合理利用全球化的供应链体系。如今中国、德国和丹麦是风能行业的老大；中国和美国是太阳能行业的领军者；巴西在代用燃料上领先；而冰岛和澳大利亚的人均地热发电量全球居首。
4. 绿色技术所需资金量远超VC供应能力，需要政府的持续扶持并上市融资
KPCB很快意识到，绿色技术企业的资金需求量很大，远非力所能及，需要政府给予扶持，并快速实现上市融资。因此KPCB尝试推动成立美国能源科技创新委员会，利用政府的力量推动行业的发展。
2005年，作为能源政策法案的一部分，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贷款担保计划，初始授信为40亿美元，但迟迟未能实际落地。大多数的应用项目，仍然徘徊在等待能源部批复的路上。直到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贷款程序才有了转机，管理机构承诺使用联邦资金来刺激他们反复宣称的“清洁能源经济”。
联邦政府投入到清洁能源上的资金让风险投资商相形见绌。仅贷款担保计划一项就为28个项目准备了超过160亿美元的资金，政府部门还通过税收抵免注入121亿美元的额外拨款。即使这样，美国两党一直以来对清洁能源政策的分歧，导致来自政府的支持也是不稳定的，标志性的就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直接废除奥巴马的清洁能源计划，退出《巴黎协定》。
虽然政府资金是助力产业发展的动力引擎，但绿色技术企业最终都需要走上市场化的健康发展之路，绝不能长期依赖政策扶持。在奥巴马政府的激励之下，很多绿色技术企业仍然无法同时打通任督二脉，迈过上市融资的坎。很多绿色企业不敢披露自己的财务状况，由于缺乏清晰的商业模式，绿色技术在盈利回报上并不稳健，很多企业虽耕耘多年，但实际销售的增长率少得可怜。
5. KPCB自身存在问题，投资能力与期限都需要与绿色技术匹配
当KPCB将目光从互联网转移到绿色技术时，他们的投资能力明显还没有准备好，甚至会被Terralliance这样的公司忽悠。
KPCB具备比较优势的“能力圈”在于互联网，而互联网与绿色两个领域对于投资人的素质要求以及对产业的理解力完全不同。因此，KPCB没有意识到投资绿色技术的公司，所需的资金量如此庞大，投资周期如此之长，所需要的产业知识如此繁多。
由于绿色技术企业的发展需要漫长的积累，而KPCB受到风险投资期限的制约，把握投资期与退出期的节奏，因此KPCB逐步将投资重心从初创型企业转向中后期企业，这对KPCB的投资能力又是一次新的考验。单笔投资额的加大，让KPCB面临更高的风险。
其实绿色技术与互联网投资，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完全可以兼顾。
比如红杉资本，当年除了投资YouTube和LinkedIn以外，还投资了14家替代能源公司，其中之一便是知名的A123Systems，如今的万向一二三股份公司。当初极力推崇绿色投资的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曾以《难以忽视的真相》赢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杜尔的绿色投资受其很大影响），在他创立的GIM基金中，根据在SEC13F表格中披露的持仓数据，投资于完全属于绿色技术的企业凤毛菱角，更多的企业横跨绿色与互联网领域。
如今绿色投资的范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站在如今这个时点复盘KPCB的得失，这个立场本身就具有hindsightbias（事后诸葛亮）。回到十几年前，有几个人敢说自己会做出比杜尔更好的决策呢？看过KPCB的故事，我想我们都有能力克制allin绿色投资，all in元宇宙，all in XXX的冲动。
绿色投资并不是一个前人没有看到的大金矿，而是一座没有捷径、需要费力攀爬的险峰，已经有前人知难而返，也有人穿越周期，继续披荆斩棘。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在当下这个时点，天时地利人和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新的维度或者新的高度呈现出来，让我们有能力去尝试求解前人还未解决的问题。
1. 绿色技术的成熟度提升，市场需求逐步明确
经过多年的洗礼，风电、光伏、锂电等产业逐步进入成熟期。与之相伴的绿色技术投资浪潮，相比过往，确定性提高许多。根据落基山研究所对历史经验的分析表明，当新的颠覆性技术市场份额达到3%左右时，产业就到达了它的临界点，新技术将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以新能源为代表的零碳产业正迎来加速发展的临界点时刻。清洁能源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已经站在了全面占领化石能源技术市场的临界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统计，在技术创新、边实践边学习以及规模化推广应用等方式的联合作用下，太阳能、风能、锂离子电子电池成本在过去十年中分别下降90%、60%和85%。
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显示，全球电动汽车2019年年销量已经占到乘用车总销售量的2.6%，2020年占比接近4%；2019年，全球光伏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2.7%，风电发电量占比在2018年已接近5%；风电和光伏2018年的新增发电量分别占到了总新增发电量的14%和11%，2019年的新增装机占总装机更是分别达到了22%和45%。
经过多年的成本优化和效率提升，光伏、风电的建设成本优于煤电，仍在持续降低，而且太阳能和风能发电的边际运营成本接近于零，因此，前期与化石燃料脱钩，并将资金投入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明智的商业决策。
2.绿色投资的财务模型发生范式转移
随着人们认知的变化，舆论指针从“绿色泡沫”转向了“碳泡沫”一端。在《零碳社会——生态文明的崛起和全球绿色新政》一书中，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杰里米·里夫金大胆预言，由于化石燃料工业文明的崩溃，“碳泡沫”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经济泡沫。
人们意识到，我们已经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打造了一个涵盖从地下开采化石燃料，并利用化石燃料生产和输配能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切的成本都很低。这也就导致化石燃料太便宜了，他们的价格中并没有计入气候变化带来的真实成本，碳价（因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而造成的经济损失），使得清洁能源难以与之竞争。
碳价在执行层面有两种形式，碳税和碳交易形成的价格，前者是政府通过税收直接设定一个碳价，后者是创造一个交易市场，交易方在政府设定的排放总量限制之下形成价格。
全球碳排放市场在2005年诞生。2005年，伴随着《京都议定书》的正式生效，碳排放权成为国际商品，越来越多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以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参与其中。基于碳交易的远期产品、期货产品、掉期产品及期权产品不断涌现，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据世界银行2009年公布的报告，2008年全球碳排放市场规模扩张至1263亿美元。作为一个金融市场，碳市场正在吸引更多投资目光。2021年7月，我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开市，标志着我国碳交易迈入一个新时代。
一些绿色企业已经从中获益，最明显的例子，2022年1月，特斯拉公布了2021年度第四季度和全年财务报告，数据显示2021全年营收538.23亿美元，总毛利55.19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特斯拉依靠出售碳积分获得14.65亿美元营业收入。
比尔·盖茨在《气候经济与人类未来》中提出“绿色溢价”，这是一个与碳价相互联系，比碳价更广的概念。绿色溢价可以作为一个分析工具，依据对新技术、新模式以及规模效应门槛值的假设，绿色溢价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在碳中和实施路径上的关键时间点与指标。
3.绿色发展成为全球共识，投资界与商界集体参与
2018年，微软数据中心5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23年这一比例将达到100%。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英特尔和思科等公司也力图迅速实现可再生能源与各自业务运营的整合。2019年，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各国首脑、《财富》500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亿万富翁等全球精英齐聚一堂，对科学家提出的严重警告进行讨论。关于气候变化对经济、企业和金融的影响成为公开会议和私人谈话的主题。
2020年亚马逊宣布投资20亿美元用于“可持续的去碳技术”，以消除其碳足迹。微软则在2021年初发布了一支10亿美元的气候基金。在我国，随着“双碳”战略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高瓴、红杉等纷纷成立百亿规模基金助力碳中和。无论用词是气候技术，还是碳达峰碳中和，全球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在世界各地，绿色投资都已经开始进入主流。
4. 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相辅相成，彼此赋能
科技是能源行业最重要的变革，这其中数字技术也会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传感器会与每一件设备、器具、机器和专用工具相连接，在延伸到整个全球经济的数字神经网络中，它把万物和人连接起来。目前，已经有数十亿个传感器被连接到资源流、仓库、道路系统、工厂生产线、输电网、办公室、住宅、商店和车辆上，不断监测其状态和性能，并将大数据反馈给新兴的通信互联网、可再生能源互联网和交通运输互联网。
新的研究表明，随着向物联网平台和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型，在未来20年内，总能源效率有望提高到60%。这相当于大幅提高了生产力，同时转型为几乎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后碳社会和高度弹性的循环经济。
写在最后
在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过程中，AIoT企业当然不能缺席。物联网助力碳中和的底层逻辑围绕以下3点展开：
1．物联网助力监测碳排放
改进的基础是记录和了解。比如在苹果披露的碳足迹中，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最多，占比76%。其次是产品使用和产品运输中的碳排放，分别占14%和5%。
2．物联网与人工智能结合预测和减少碳排放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分析，使用AI可帮助减少26~53亿吨的二氧化碳，占减排总量的5%至10%。
3．物联网与区块链结合促进实现碳中和的收益
为了监督企业实现碳减排，还需要一些配套的设施，比如为了实现碳交易首先要有准确的碳排放数据，原先是用大量的人力来进行监测和分析，现在完全可以用更智能的物联网和可追溯的区块链技术来代替。
不同企业可以从不同环节切入，减少碳排放。对于生产、加工与制造型企业，可以从原料、生产、分销、使用和回收等五大环节入手，利用物联网将整个价值链连通，助力实现碳中和。